西岳史学 || 胡戟：汉魏隋唐历史底蕴初探

汉魏隋唐历史底蕴初探

——历史大势、礼仪制度与士人的追求

一  历史大势

有鉴于对“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的认识，我们应当承认，每个人对自己目的的追求和进取精神，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人类社会文明发育程度的高低优劣，也首先体现在社会为每个人对人生价值的追求提供的空间有多大，体现在对每个人合理愿望满足的程度。当然，作为社会的人，每个人占据或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相互区别为不同的种族、宗教、阶级、阶层、宗派、集团、社区、宗族和家庭，人们的不同追求引发种种社会矛盾乃至冲突，需要国家政权和法律来加以调节，也需要礼仪道德来加以制约。于是人们争夺生存空间和争取自由民主人权的历史活动，集中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暴力或非暴力形式展现，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坎坎坷坷，艰难前进。按实证科学的标准，不同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历史很难说有多少规律可言，但从人——这里排除那些算不得人的人——追求真善美的本性来说，历史趋向自由、光明、进步的大势是存在的，尽管一时的黑暗反动也屡见不鲜。

本文首先要讨论的是，处于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前期的秦汉至隋唐间1128年历史之大势。其间可区分为秦与西汉、东汉至南北朝前期、南北朝中期至初唐、盛唐至中晚唐等四个阶段。政治史的内涵是士族门阀政治自酝酿、发展成熟、极盛而衰到终结转型，在随后的五代、宋完成了向后门阀社会科举官僚政治的转变，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社会进入后期。

开辟这一时代发展前景的物质前提，是铁器牛耕为标志的农业文明进步，它带来一家一户小农独立经营能力的提升，唤起千百万农民开创自主经济的生活热情，这是从集体[约]化农业、大规模奴隶劳动生产方式下的一次解放。这一历史性变革，在早些时候的战国开始，开风气之先的秦国借废井田、开阡陌的商鞅变法[和开郑国渠、都江堰]而强大，具备了平六国的实力。

一、 秦汉隋唐间的历史大势

[1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政治确立]

   统一的秦王朝终结了王权时代裂土分封众建诸侯的宗法贵族政[治]体，在郡县制基础上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帝制政治。“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的古典理论，自此真正付诸实施。在整个帝制时代这一理论框架下，讨论中国古代土地的国有、私有制问题，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在观念上和实际上，皇帝掌握着对全国土地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谁都不能向“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的帝王思想挑战，这样，任何臣民都不能有对土地的最后所有权，他们所能拥有的，只是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买卖转让的也是这些权利。如果一定要讲土地所有制的话，比较确切的说法是家天下的皇帝所有制。长时期中多少次农民激烈的造反运动都不能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正可见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已达到难以动摇的地步。这样，信奉皇权主义的农民给自己留下的追求的空间就很狭小了。中古社会渊源于这最广大的农民阶层进取精神的社会进步，丧失了很大一部分助力。

在中国大部处于暖温带的地理气候环境条件下，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比较容易做到自给自足，满足基本的衣食之需，自然经济本能地排斥着商品经济。加上秦汉官府的抑商贱商政策，《汉书》卷24上《食货志》：“今法律贱商人。”使自秦汉时代起，尽管不乏有追逐商业利润而暴富的富商巨贾，但商业连同畸型发展的手工业，始终难于起到提升国民经济和民众生活品质的应有作用。

政治、思想和文化方面的专制主义也随之建立。其主要标志是秦始皇亲自确立的皇帝制度。叔孙通为汉高祖草创了尊君肃臣的朝廷礼仪，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在汉武帝以后逐渐确立。秦代的焚书坑儒，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央集权下专制主义刚面世时已具备的血腥黑暗本质。秦汉国家又通过郡县制度和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严密控制人口，把政令直接推行到地方，形成与西方领主陪臣制下陪臣不相属的[分权的]封建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即而后延续了2100余年的崇尚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之始，在给中国带来统一和强大的表象之下，也奠定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僵化凝滞的大格局，留给每一个中国人的，只有太少的追求和太多的困顿，构成两千年一贯制的中国特色。

[2  个体小家庭生产力的逐步成熟]

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相应的生产力，是铁器牛耕农业。在漫长的铁器牛耕时代发展的初期，战国到西汉，生产力个体家庭化的关键，是战国时代出现的铁口犁，其破土犁地的功效远胜于木石工具和昂贵的青铜器。这样一个一斤多重的犁铧头的轻便犁，无论人拽牛拉，都适合个体小生产。《汉书·食货志》所载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一节，被认为是反映这时期个体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典型材料。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亩收一石半。……食，人月一石半”云云，每亩所产正合一人一月的口粮。依五口之家平均两个劳动力，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约2000市斤(1000公斤)。（参拙文《从耕三余一说起—我国传统小农经济的生产效率和生产结构问题》，载《中国农史》1983年第4期。《汉书·食货志》又有晁错令民入粟拜爵疏，言五口之家，二人服役，耕百亩，收不过百石。所获仅此2/3。）但这不过是能勉强糊口的水准，如果交租，便入不敷出。所以李悝又说：“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即使如此，比起老子所称：“一人耒而耕，不益十亩，中田之收，不过四石“（引自《文子缵义》卷10《上仁》。）的劳动生产率，有了不小的提高。这是牛耕取代人力锄耕以后的进步。由此亦可知，中国古代“一夫百亩”程式下的亩制，由周代以下的“百步为亩”到二百四十步为亩新制的转变，发生在犁耕出现[后]的此时，不是偶然的。《汉书·食货志》又称：“率十二夫为田一井一屋，故亩五顷，用耦犁，二牛三人，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据邓展注，九夫为井，三夫为屋，一夫百亩，为十二顷，是百步为亩的小亩，合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正是五顷。即在汉武帝时，过去十二夫耕的田，今二牛三人即可，而且收获还更好，这是生产力提高了。

如果这些典型材料能反映铁器牛耕时代到来前后生产力进步的一般状况，那我们就不难理解，生产力这最革命的因素是引起当时社会巨变的根由。奴隶劳动因而将被逐出生产领域，人身自由和独立经营的追求，带来社会上大量个体农户的广泛存在。而先周以来便存在的宗族大姓，在长期的列国纷争中备受打击，这时还不具备控制土地和大量农民的经济实力。于是秦汉国家直接掌握了大量自耕农民，直接向农民征赋税和力役、兵役，国家实力空前强大。更兼西汉初年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国家控制的编户人口迅速达到创纪录的1200余万户和5900余万口。（《汉书》卷28下《地理志》。）

[3  大族地主豪强侵渔小农]

适应自汉文帝时开始的徙民实边和国土开发的要求，西汉开始广泛应用全铁的大犁，十余斤重的犁铧结实锋利，比只能豁开浅层表土的铁口犁来说，有深耕和切断草根的功能，大大增加了开垦荒地拓展农业的能力。如《盐铁论》所说：“官府皆铸为大器”，十分重视大犁的生产，一直推广到张掖、酒泉乃至居延等大西北的僻远地区。致使全国垦田达827万顷，平均每户67.6亩，人均13.88亩。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这一统计数字应是按240步的大亩制计算的。西汉尺长以23.1厘米计，则西汉亩面积为461平方公尺，合今0.6915市亩，西汉全国垦田约有5.7亿市亩，人均9.6市亩。

这大犁代表的农业生产力，还酝酿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至少需要二牛三人操作的大犁，不再是一般个体农户的人力畜力能具备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结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于是宗族领袖承担起组织生产的任务，逐渐发展成专事管理的豪强，把持了土地和耕牛。个体农民生产要依赖这样的组织相帮，西汉末具有依附性的客已出现，预示“农奴化”趋势来临。这是西汉以后大族豪强地主发展的生产力方面的原因。另外，国家的赋税徭役征发很重，使一部分农民隐为荫户，也是大族豪强势力发展的原因。景帝时，“济南瞷[jian]氏宗人三百余家，豪滑，二千石莫能制。”（《汉书》卷90《酷吏传·郅都传》。）《汉书·酷吏传·严延年传》记宣帝时涿郡“大姓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曰：‘宁负二千石，无负豪大家。’”其间武帝已有裁抑豪强措施，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六条问事，“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汉蔡质《汉官典职仪式选用》，引自《汉官六种》。）可见豪强已普遍存在，成为社会政治的问题。

进展到东汉至南北朝中期以前，大族豪强的经济势力日益发展成熟。从新莽到东汉以下，随着在西汉大量使用于生产劳动中的奴婢的放免，和对使用奴婢劳动的限制，随着客的卑微化和普遍化，数以万计的带有依附性的“徒附”和被荫庇的佃客，在劳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到西晋时，无论政府怎样严厉制止，也不能阻止大量人口依附豪强为客。魏晋成为一个完成了东汉以来大量自耕农和自由佃农农奴化的时代。（参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先生使用“封建化”的概念，第38页。）大族豪强终于控制了大量土地和劳动者，原因是与上述生产力的变化密切相关的。例证之一是关于人口的统计资料。两汉经济有发展，总的土地、人口不会减少，但户籍上人口数减少了，由西汉最高的5959万减为东汉最高的永寿三年时的5648万。《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具体分析可参看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之《甲表九，后汉对前汉郡国口数增减之比较》。

东汉郡国	东汉人口	西汉相应区域人口	人口增减	东汉/西汉
京兆尹	285574	722490	-486916	37%
左冯翊	145915	846328	-701133	17%
右扶风	93091	836070	-742979	11%
河南尹	1010827	1740279	-729452	58%
河内郡	801558	1067097	-265539	75%
弘农郡	119113	416632	-297519	29%
广陵郡	410190	395175	+15015	104%
南  郡	747604	747138	+466	100%
零陵郡	1001578	157578	+844000	636%
长沙郡	1059372	217685	+841687	487%
豫章郡	1668906	351965	+1316941	474%

大致是南增北减，中间持平。南方大量增加，江西、湖南有增4～6倍的，关中地区人口减少一些是肯定的，而今河南地区，东汉都城所在，花很大力量经营，人口不会减少，但户籍上却成倍减少，原因就是大族豪强荫蔽人口。

例证之二是兵制的变化。由于大族豪强控制大量土地人手，东汉国家力量相对削弱，难以维持西汉时实行的普遍征兵制。汉光武帝时就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守主持的“都试”，以至兵多不练。建武七年(公元31年)还下诏罢车骑、材官、楼船等郡国兵。大族豪强利用控制的宗族、宾客组织的私人武装，乘王莽、董卓乱时不断发展，光武帝刘秀即由此起家。社会动荡由于民族纷争而激化。迫使农民寻求保护，进入坞堡，强化了对大族豪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沦为平日种地，战时打仗的部曲。

从农民战争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和以前的区别。在以前大族豪强势力未成熟时，秦末农民军的力量足以推翻一个强大的秦王朝，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各地地主武装的镇压，农民的斗争主要针对中央政权，因而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刘邦本人也不是豪强地主而是小吏。王莽末年农民战争情况有变化，各地大族豪强的营堡林立，农民斗争被利用来改朝换代。绿林、赤眉虽然有力量推翻王朝，但政权落到大族豪强的代表人物刘秀手中。东汉政权和大族豪强共同对付农民，黄巾军在组织上有很大进步，公开发动前有良好的准备阶段，但起兵后不到一年就被镇压，因为到处有大族豪强的武装狙击镇压，使张角难于集中各地农民力量取得推翻中央王朝的胜利。尔后，便形成三国的分立。

[4  分裂出现的经济原因]

大族豪强地主田庄经济实力强大，而国家掌握的人口减少，力量削弱，这是造成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根本原因。起先因长期统一在心理上的影响，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割据，没有分崩离析，随着大族豪强势力的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形成分裂局面，这是必然的。从现象上看，黄巾起兵前，表面是统一的，起兵后出现了一个三国。实际上是因为当时地主都有自己的武装，分裂因素早已存在，黄巾不过是揭盖子。从三国、西晋的情况可以看出，南北朝的分裂不是偶然的，当时分裂的原因不能脱离生产的状况，仅归于“外族入侵”。当然，某些少数族进犯中原，曾起过延长强化了分裂的作用，如果中原王朝力量强大，少数民族不可能进犯推翻它的。

西晋的统一，因蜀、吴各地豪强大族经常叛乱而受到冲击，八王之乱是割据性战争，发生在少数族进入之前，更说明中原地区分裂，主要是内因起作用。四世纪初以下的一段历史，与其说是“五胡乱华”，不如说是“华乱五胡”，中原分裂割据势力的膨胀，破坏了西晋短期统一的局面，章法自乱，也乱了处于失控状态的少数族，造成社会的大动乱。

这样，王朝政权与大族豪强利益又有矛盾的一面。刘秀本人作为带宗族宾客武装的大姓豪右，起兵争得天下以后，又想裁抑豪强，度田量地，检括户口，控制人手，遭到激烈反抗。“大姓兵长“，即营堡头子，率领僮客家兵武装滋事，刘秀只得放弃度田。丈量土地，检括人口，在东汉一代都行不通。豪强问题已不是行政能解决的了。

大族豪强的实力归根结蒂来源于土地。战国以来宗族聚居的首领们依据宗族的力量兼并土地，发展起来大庄园，虽然土地买卖始终存在，但大族豪强是最不会卖地的，族长受到全宗族尊敬，可以以种种名义收纳财物，有经济后援，不轻易出卖土地。东汉大庄园就显示出牢固的局面，同时还经营商业，掌握市场。《四民月令》记田庄里进行多种生产，自给自足的情况。二月习射备御，三月警备以抵御春荒时间闹草寇，八月缮治檠锄，正鎛铠弦，九月缮五兵，习战射，以备寒冬穷饿之寇。西汉末还未达到这样自给自足和防御完善的程度。特别是冶铁业，西汉时冶铁术大概还没有为一般人所掌握，因此冶铁工场集中，规模大，多为官营。这时冶铁技术扩散到民间，田庄里也有了铁匠铺等小手工业。《月令》称十二月合耦田器，养耕牛，选任田者。合耦田器是组织土地耕牛，有二牛配六人的，正体现大族组织生产方面起着作用。这是其存在的历史理由。

[5  门阀的崛起]

东汉时又有世代为公卿的世族。世族是大族的一部分，基础是牢固掌握土地，藉以在地方世代掌握权力，并到中央做大官。政治上层建筑适应这种变化，又要依靠豪强大族进行统治，所以不能不分权，中央集权有限度。郡县守令长史由中央任免，长史以下的佐吏由长官辟用，郡功曹、州县主簿等职能部门实权派，汉初由富人担任，后来由本地固定的几家大族掌握，形成一种稳定的用人制度，即门阀制度。东汉时期的地方政权，已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世仕州郡“，操纵乡论，主持选举的当地大姓、冠族及其代表人物“名士”控制了。故有称“汝南太守范孟博(范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后汉书》卷 67《党锢传》。）范滂、岑晊被辟除为本郡功曹掌实权，外来的太守只主画诺、坐啸而已。延康元年(220年)九品官人法确立的选举制度，不能不违背“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宋书》卷94《恩倖传》。）的初衷，而适应门阀制度，起了让某些家庭垄断某些高位的保证作用。至西晋时，已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卷45《刘毅传》。此句《宋书·恩倖传》作“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

[6  典型门阀政治时代]

东晋时代“王与马，共天下”，（《晋书》卷98《王敦传》。）是士族与皇权共治的典型门阀政治时代，是皇权政治的一种变态。(见田余庆师《释“王与马共天下“》，载《东晋门阀政治》。田先生还认为：“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这时南方士族门阀的态度很有趣，他们欢迎司马氏到南京建都，以联合北方大族力量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势力南下，八公山一仗打败苻秦，很有战斗力。但他们多不愿意北伐，认为北伐对自己无利，要避免损失南方大族力量，所以北伐不能成功。起先晋元帝和王导为首的北方大族想回北方，但祖逖请缨北伐，只给“廪布三千匹，不给铠仗”，（《晋书》卷62《祖逖传》。）不是不支持祖逖，是力量不够。以后北方大族王羲之等也不愿北伐了，因为在南方有了家业，兰亭鹅池，曲水流觞，回到北方没好处了。他们在南方侨居，土地势力已形成，经济力量加强了，这样便可见分裂是有原因的。

西晋末年以后，由北而南的流民潮给南方补充了大量劳动力，成为南方经济再起步的一个重要契机。不过，沉沦于这安乐之国秦淮风月西湖歌舞中的门阀士族迅速腐朽，“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晋书》卷75《刘惔传》。)无心也无能从政。王、谢之家，也再不出王导、谢安那样的人才。权力自然落到寒门出身的刘裕等人手里，终于有刘裕废东晋自立，揭开历时169年(420—589年)的南朝历史。

[7  南北士族门阀制度先后走向衰落]

南朝士族宣扬“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宋书》卷42《王弘传》）维持极其狭窄的婚姻圈，竭力把持清流美称，均是为护卫士族特权作的挣扎，但终究无改其腐朽的颓势。这些在历史上留下褒衣博带、瘦骨清相，终日“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颜氏家训·勉学篇》。）形象的南朝士族，落到“骨脆肤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颜氏家训·涉务篇》。)的地步，兵荒马乱时连逃命的能力也没有。南方的士族是先行没落了。

北方从十六国到北魏统一，经历了无数战争，整个社会蒙受了空前的丧乱苦难，各族统治者纷纷寻觅佛图澄、鸠摩罗什等高僧为国师圣人，注意利用宗教抚慰人心，同时吸纳大量士族高门代表人物进入政权。众多少数族在北方土著化，和当地人通婚，强健改善了北方人的体质精神，民族冲突和割据政权逐渐消解。自古以来北方汉族比较容易接纳异民族的特点再次充分表现。但士族大姓从与皇室共主政治的伙伴，降为皇室的附庸，越来越多要依靠当时官位而不是姓氏族望来支撑门第。南北殊途同归，大族门阀势力从南北朝一开始便进入早期衰落阶段，越过东汉到东晋极盛的顶峰以后，走下坡路了。

[8  北朝田令的性质]

北魏中期，以孝文帝实行三长制和发布以“均给天下民田”(《魏书》卷110《食货志》。)为名义的田令为标志，门阀社会转入下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从南北朝中期到初唐的历史，是士族门阀经济政治势力全面衰落的时期。北魏田令和三长制，正是在士族门阀控制土地人口的能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才得以推行的。 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年)颁布的田令，是关于土地的立法，规定诸男夫、妇人、奴婢、老小癃残、寡妇、诸宰民之官各类人等，依其身份占有田土的名义和数量的法定限额。这制度大体上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继承，至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最后一个田令的颁布，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颁行而自动停废，历时近三个世纪。其间国家介入了农民和强宗豪族争夺土地的反反复复斗争。因《魏书》作者解释李安世首唱此议“后均田之制起于此矣“，(《魏书》卷53《李孝伯传附安世传》。)历代又往往伴有“发使均天下之田“的措施，过去中外学者习称为均田制，这容易引起均分土地的误解。实际上，其基本的性质是荒田给授和限田，是迁就现实土地占有情况的登录以管理。田令关于把荒地按份额授给农民的规定，是带强制性的土地立法，对官僚限外占田和买卖土地，也是有制约的法律规范。渡边信一郎正确地强调：均田制到隋唐“只是为收取地租的名义制度”，(《中国古代社会论》，转引自气贺泽保规《均田制研究的展开》，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卷《附录·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1页。)从官方行为目的指出名义为均田的这一制度的实质。

最初北魏定田令时限制是很宽的，并不触动地主的土地，不没收任何地主的土地，对他们原有的土地均予承认，“桑田”即原有地不还不收，多于规定数额的田亩算在倍田里，超过倍田的部分也不准把桑田变露田没收。又不限奴婢数，而奴婢受田数从良。只是规定以后不准超过数额占田了，才有些限制的意义。最初的北魏田令对大族是有一些妥协的，以后各代田令内容变化，限田制的性质就越来越明显了。北齐时限制受田奴婢的数目，到隋时取消奴婢受田，限制已很严了。田令原意并不是平均分地，这法令能执行得通也正因为不是平均分地。最初北魏实行均田，只是把一部分大族控制不稳的土地和人口转移到国家手中。这件事有很大意义。因为受田农民实际是自耕农民，中古社会生产力性质是个体生产，要求小私有制，但实际是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这便可能是中世纪中国根本的社会矛盾，但又是个不能解决的矛盾，因为整个社会情况不可能达到小私有制占优势地位，社会也不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不会发展成以农民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而是发展向资本主义。但自耕农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有重要的意义，田令实施后，名义上或实际上从国家受田的农民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到隋唐以后更大。与此相应的是普通的非身份地主的发展，首先在经济上取代了大族地主的地位，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生产组织、上层建筑发生一系列的变化。田令的实施对大族是一个打击，国家和大族有争夺，社会安定以后，国家只要稍微规范一下，减轻一些剥削，就可以把这些农民争取过来，使他们从大族的荫附人口，变成国家的编户。但这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是革命行动，所以大族势力不是一击而溃，而是经历了一个几百年的衰落时期，到唐代才崩溃。

[9  大族门阀地主衰落的原因]

发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又有了发展，社会情况也有了变化。东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反映了生产技术有相当大提高的情况，涉及合理轮作、套种、施肥、选种、防治病虫害的知识。该书卷一《耕田第一》说：“今辽东犁，辕长四赤，回转相妨。”注又说：“今自济州已西，犹用长辕犁，……回转至难费力，未若齐人蔚犁之柔便也。“可知短辕犁已经出现。更早，在魏晋画像砖上的牛耕图中，已经全部是由一人操作了。(参傅玫《河西的犁》，载《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那时曾有过很长的一个大犁和小犁并用的时期，大犁用于垦荒芟草，小犁松土待播，作用有所不同而并存，也是因为那时候先进工具的推广要相当时间才能完成。而后结构完善的曲辕犁，至晚在初唐甚至更早即已出现，那是个体农户生产能力完全成熟的标志。考古发现迄今未能提供这方面更多更具体资料的原因，是因为铁犁农民世代沿用，坏了要熔炼改铸，铁器又容易烂掉，所以小犁现在不易发现。总之，在南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个体农户依靠小犁达到可以完成全部耕作的程度时，就要求改变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精耕细作也需要农民更高的主动性积极性，要求改变大族大量占有土地的情况。这就引起了社会一系列变化。更兼大动乱过去了，南方北方分别统一起来，社会逐渐安定，农民要求挣脱宗主的束缚，进行独立的生产。大族地主主要的基础彻底动摇了。 北魏颁布田令之翌年，又实行三长制。北朝初年实行宗主督护制，宗主是汉魏以来强宗大族充任的宗族首领，委以行使基层政权职能。有认为这是鲜卑带来的，即使与鲜卑有关，也是有内因为依据的，只有符合当地的经济情况才能实行。十六国时即有“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的情况，北魏时仍“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魏书》卷53《李冲传》。)“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魏书》卷110《食货志》。)为改变这种情况，在实施田令同时，北魏立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重建乡官制度以代替宗主督护制。在宗主督护制下，有些人虽然没有失掉土地，但他们要向宗主纳贡物，现在这些人转到国家控制下，三长制最初起过这样的作用，文明太后也正是出于“苞荫之户可出”(《魏书》卷110《食货志》。)的考虑，批准了李冲这项引起长达一年争论的建议。三长制得以实施，也说明大族豪强开始衰落，和他们在东汉一代能抗拒度田的情况已不一样了。西晋的占田制也行不通，因为不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当时大族还强盛。当他们力量强大，处在发展时期时，就会反抗，不会让国家做到这一点。能不能控制农民，这是门阀经济的命根子。北魏田令实施不到40年，“明帝正光以前，时惟全盛，户口之数，比夫晋太康倍而余矣。”注称：“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后，大凡户二百四十五万……时则户有至五百余万矣。”(《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这表明，门阀大族正在迅速失去控制农民的能力。当然，这一过程也是漫长的，北齐宋孝王《关东风俗传》记魏、齐之际“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引自《通典》卷3《食货三乡党》。)。这些最强大的门阀士族势力的消亡，仍是个跨世纪的社会工程。

  还有租调制，北魏在实施三长制的同时公布实行，按一夫一妇为基准征收粟帛。以前户调田租按九品混通办法征收，高门大族往往把负担转嫁贫下户，现颁行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的较轻的租调额，吸引一部分荫户归为国家编民，这也是当时户口激增的一个原因。

新的租调制、三长制和田令结合，成为一配套的经济制度，国家通过户籍控制农民，依超经济强制手段来征收租调，所以实行这一经济体制的北朝、隋代到初唐，国家一直十分重视户籍计帐的编制，农民对国家依附性很强，受到徭役、兵役征发尤为酷重，但从农民自主生产的经营情况看，实际上又有相似于自耕农民的一面，定额租和生产上的自主性使之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0  北朝姓族制度暂时强化门阀统治]

政治上，新入主中原的北魏鲜卑族统治者用定族姓的办法来谋求与内地的门阀社会制度契合。太武帝神麚[下半为加]四年(431年)诏举逸民，承认“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州郡”，(《魏书》卷4上《世祖纪》)已略见笼络之意。稍后，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北方士族首领清河崔浩，“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魏书》卷47《卢玄传》。)再次推动。但崔浩修史犯讳，连累“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魏书》卷35《崔浩传》)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的这场灾祸，使定族姓之事推迟了半个世纪，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才正式在鲜卑和汉姓中同时进行。“孝文帝定士族，以汉代官爵为主要标准，从而突破了‘士族旧籍’的限止，建立了新的门阀序列。”(唐长孺《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遣》，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3页。)

汉族门阀中，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等四姓与因李冲宠遇、遂与当世盛门的陇西李氏合为五姓，连同博陵崔和赵郡李为七家，是第一流高门，这直接影响到唐代的五姓七家，仍为最高门阀。四海大姓以下的诸州士族郡姓，诏宋弁酌定升降，分为甲姓、乙姓、丙姓、丁姓四等，也称四姓。

鲜卑来自代北，“代人诸胄，先无姓族”，此时新定，“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者，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 ，勿充猥官，一同四姓”。(《魏书》卷113《官氏志》。)诏书将鲜卑八姓比同汉姓第一流高门。在为鲜卑贵族功臣改汉姓的同时，又依其先世官爵确定姓族高低。

这项会起到巩固旧门阀制度的措施，已属落后保守的性质。但若是从缓和民族矛盾的角度来说，有利于融洽汉族和鲜卑等少数族上层的关系，进而消灭民族差异带来的心理障碍，最终导致五胡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在隋初基本完成。孝文帝的这一系列政策，无疑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

[11  关陇集团——最后的门阀当权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阶段的后一半，自西魏、北周到隋和初唐，掌握中央政权的，是陈寅恪先生名之为执行关中本位政策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篇·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这个集团的核心，宇文氏和杨隋、李唐三朝皇室，都是武川系的军事贵族或其后裔，先世是北魏边镇的军将，“为清途所隔”，(《魏书》卷19上《广阳王琛传》。)定姓族时，被排斥在外，因而卷入523至525年的六镇起兵和525至528年的河北起兵，反抗朝廷的歧视政策。后来辗转入关，贺拔岳死后，宇文泰被拥戴为领袖，建立并操纵西魏，自535年开始掌权。大统十六年(550年)府兵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体制的确立，标志最终完成了这一军事集团的组建，直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彻底摧垮，关陇集团失势为止，整个一个世纪，是关陇集团当政时期。

这期间，早已开始没落的南方士族，又经侯景之乱(548—552年)、江陵之破(554年)、隋平江南(589—590年)三次事变，更加衰败，人物扫地以尽。山东士族，经河阴之变(528年)、河北起兵和隋末农民战争，也是“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身未免于贫贱”。（《唐会要》卷83《嫁娶》。）唐太宗指斥其“世代衰微，全无官宦人物，贩鬻婚姻，是无礼也；依托富贵，是无耻也”。(《唐会要》卷36《氏族志》。)在此南北士族屡遭浩劫普遍衰败之际，关陇一隅略为平静，士族旧门稍得苟延，以鲜卑族和鲜卑化汉人组成的贺拔岳宇文泰军团入关，联合关陇胡汉世家大族组成关陇集团，给门阀势力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时在形式上强化了门阀统治，使之得以延续。

关陇集团中一批军事贵族世家实力强大，有机会就抢皇帝位置，内部争夺激烈。北周代西魏，隋禅北周，唐取隋，60年间三次改朝换代。但各大家族间又由错综复杂的姻亲故旧同僚关系牵连，争夺之余又彼此维护，尽管朝代更换，勋戚高门基址不坠。隋室宣诏：“前代品爵，悉可依旧。”(《隋书》卷1《高祖纪》。)唐以周、隋为二王后，享一品国宾待遇。(《唐会要》卷24《二王三恪》。)关陇集团就是这样世代承袭保持下来，并且唐承隋制，隋承周制，兵制、官制、田赋等基本制度相互承袭。杨隋、李唐还都伪冒旧族，攀援名门，处在士族门阀还有崇高社会声望的环境背景下，观念、政策不能不打上时代的印记，有因循保守的一面。但关陇集团的主要核心，包括三个朝代的皇室在内的军事贵族，不是典型旧门阀，十“禁婚家”甚至拒绝与之联姻。所以关陇集团虽是士族门阀政治的最后支柱，却不是门阀制度的忠实堡垒。表现在政策上便是既保守又有革新的两重性，思想上则既讲门第又重冠冕。他们内心深处对旧族高门每有不平，时时又情不自禁地攀附礼敬。这就是他们性格的矛盾表现。(参拙文《关陇集团的形成及其矛盾的性格》，载《西北历史研究》1986年号，三秦出版社1987年7月。)从根本上说，他们没有多少怀旧感情，更多的是革新精神。他们的主要倾向不是代表过去，而是朝着未来。一面延续前朝的政策，承认门阀并谋求与之亲合；一面又不时在施政中表现出反门阀的新鲜内容。

比如那时的选举制度发生了由实际被士族门阀把持的九品中正制向隋唐以后科举制的转变。西魏时苏绰为宇文泰定国策六条诏书，其四“择贤良”有“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周书》卷二三《苏绰传》”。“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通典》卷一四《选举二》)北周开始，“选无清浊”。(《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七年正月。）隋文帝正式废除九品中正制，继续有“秀才”、“明经”等科的考试，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唐太宗又有发展，一步一步改变着。但唐高祖曾恢复九品中正制，(《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七年正月）唐太宗又搞了一阵世袭刺史，不时又有反复。

这种矛盾和反复在唐太宗身上就很突出，典型反映在他对关陇圈外的山东人的态度上。他为秦王时，曾利用洛阳的陕东道大行台为掩护，密令张亮“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旧唐书》卷69《张亮传》)想依靠山东与太子、齐王抗衡。但对山东士族看不起靠武功起家的关陇集团，内心总是意有不平，反诘：“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贞观政要》卷7《礼乐》)看到高士廉等修撰的《氏族志》仍以山东高门旧族崔民干为第一等，他大为不满，又说：“彼衰世旧门，诚何足慕!”更命“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降崔民干为第三”。(《资治通鉴》卷195贞观十二年正月。)但是，他“普责天下谱谍……撰为《氏族志》”(《贞观政要》卷7《礼乐》)，事情的办法都是老一套，皇族为首，外戚第二，崔民干实际仍是最高等级。总之他既要贵官爵，专以今朝品秩为高下，又要责谱牒，修撰《氏族志》，办这种事也是矛盾的。用人上，他比唐高祖有所突破，吸收一些山东士人甚至寒门出身的人进入权力中枢，比如魏徵，李勣、张亮、戴胄、马周等，但晚年又退回关陇集团的小圈子，只相信长孙无忌一伙，对李勣和已故的魏徵都排斥猜疑，反反复复的。

在从宇文泰(周文帝)、周武帝到隋文帝、隋炀帝、唐高祖、唐太宗这批关陇集团最重要的首脑人物中，面对时代大潮，隋炀帝是站在最前面的一个。“炀帝即位，多所改革”。(《隋书》卷28《百官志》)他不仅创设了进士科，还有改勋官为散职，“制魏、周官不得为荫“(《隋书》卷3《炀帝纪上》)等官制方面一系列褫

夺世袭特权的改革，（参拙著《隋炀帝新传》15《改革官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116页。）将职官权力向士子生徒和有德行功能的百官开放。在建设上，隋炀帝以开运河，建东都，改善道路交通等一系列大举措，卓有成效地推进国土开发，影响深远。在用人上，他突破关陇狭小圈子，任用山东人，特别是使用南方士人，以适应巩固发展新统一国家的政治格局。

直到最后，执政的关陇集团还有一段素称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政一度辉煌。而后未及腐朽，就在武则天崛起时戛然退出历史舞台。

[11  门阀政治退出历史舞台]

陈寅恪先生十分看重永徽六年(655年)废王皇后、萧淑妃以后，立武后诏的发布，认为是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捩点，盖西魏宇文泰所创立之系统至此而改易，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太宗以不世出之英杰，犹不免牵制于传统之范围，而有所拘忌，武曌则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张泽咸先生认为主张唐宋之际发生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唐宋变革论“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我们暂把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关陇集团统治终结的显庆四年(659年)，作为阶段划分的标志。

[12  后门阀时期]

唐高宗显庆四年进入盛唐，经中、晚唐至唐亡(907年)的两个半世纪，是士族门阀经济、政治失势以后，处于向科举官僚政治过渡的后门阀社会阶段，也是中国中古时代内部的转型期。

这一阶段的前一个世纪，整个社会有一种从门阀旧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轻松感和自信心，挟带着空前的活力，创造出开元天宝盛世。为夺取皇后位而与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作殊死搏斗的武则天，在李勣的扶助下，成功地充当了门阀制度挽歌手的角色。为武则天洗雪“地实寒微”之耻辱的《姓氏录》，后族以下悉以仕唐高下为准，有力地清除着衰世旧门的社会影响。(参拙著《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28，34—36页。）而真正埋葬了旧门阀制度的，是业已成熟的个体农户的劳动生产力。唐朝前期长期存在的大量自耕农，包括为数甚巨的从唐太宗后期涌现的逃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真正意义上的自耕农—以先进的曲辕犁为代表的小农家庭经济，创造的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年产粮2400市斤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占有700市斤粮食的基本可以温饱的生活水准，使部曲佃客对依附门阀地主的陈旧生产关系，和入籍农民对国家征收田租调绢及沉重的兵徭役的超经济强制，都不能再忍受，为摆脱而大量涌现的逃户表示了他们的反抗和追求。武周末年和唐玄宗初年的括户政策不能不承认了所在逃户就地安置的生存权，其意义在推动生产力横向扩展和生产关系由田令制向两税法的巨变。(参《均田——逃户/括户—两税》，载《平准学刊》第5辑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全国耕地可能达到了总数7亿市亩、人均10市亩的规模。官制、兵制也都出现了相应的变化，职能不同的各种使职差遣在武则天以后增多，(参何汝泉《唐代使职的产生》，载《西南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募兵也在开元年间取代了府兵的征发。（其间还穿插既不同于前期的府兵制，也不同于后期的募兵制的兵募制，体现兵制处于过渡状态。参张国刚《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载《唐代政治制度的研究论集》，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北魏中期延续到初唐的整套制度都在调整变化中。

科举也伴随武则天首开殿试、南选而发展，南方各地士子破天荒地应试中第入朝为官，科举考试越来越成为高级官员发迹的主要仕途。(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于是“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更兼丝路畅通，国威远扬，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一片光明中，李白一句“天生我才必有用”，道出人们普遍的兴奋和信心。摆脱了门第羁绊的科举，表面上机会人人均等，造成个人价值升华的幻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把所有士人吸引向科场和文坛，却又因而冷落了科学，唐代的科技发展跌入低谷，种下后来中国落后的深刻危机。(参拙文《试论唐代文学的繁荣与科学被牺牲的代价》，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现实的直接危机，产生在长期的拓边政策改变的政治地图中，引发了新的对外关系和民族关系冲突。唐军终于在与大食、吐蕃的中亚争夺中失利而逐步后退，乃至河陇不保，京师失陷。(参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南诏失抚也启开战争祸端。在隋唐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周边民族，实力均已今非昔比，于是广设权力很大的节度使以应付。朝廷财力不足支付兵募和募兵的军费，节度使借自筹的机会发展为割据势力。这内政边患连环性的演绎终于导致安禄山叛乱，渔阳鼙鼓惊破了霓裳羽衣曲和李白的梦。此后的大唐王朝在林立的藩镇之间勉力支撑，加上不断的派性党争和宦官之祸，中晚唐王朝在人们心中完全褪去了往日大唐的光彩。

其实，打破了表面的一统天下，优秀人才流向地方藩镇幕府，未尝不是个人和地区发展的一种新机遇。经济上，南方正是在这时赶上又超越北方而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地图。先秦以来封闭的都城制度也被冲破，打开了坊墙的阻隔。从洛阳、扬州开始，建设十里八里长街商业区的势头一发不止。汉唐之际延续千年的重章句训诂的汉学，向人文色彩较浓的宋学转化，现出了苗头。(见邓广铭师《略谈宋学》，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页；吴宗国《唐代的特性》，载《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奴婢劳动退出生产领域。没落的门阀后裔视为命根子的谱牒之学，大兴一时后终于被视同敝屣，先天以后官方不屑再修造官谱，(唐长孺先生认为唐代官修大型姓氏书只有贞观、显庆、先天三种，以后不再有官修之举。见上引《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386页。)以至有“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卷25《氏族略》。）之说。进士及第而免役的衣冠户取代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张泽咸《“唐宋变革论”若干问题的质疑》，《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

下面我们不妨再从文化史心态史角度来审视这段历史，因为汉代虽确立了独尊儒术的原则，儒学却又在两汉先后崩溃中面临破产，那么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重建的文化心态又能如何反映那时代的特点呢?

中国自国家形成初期肇始的礼乐文明，经周公、孔子以降历朝历代不懈的努力，终于蔚为粲然大备的文物制度，构成礼仪之邦中国的一大景观。从文化史角度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中国，礼仪文化应是一有价值的视角，因为包括许多少数族政权在内的各政权，礼仪制度趋同的政策取向，展示了五胡民族与汉族融合和国家重新统一的历史发展大势。而一切历史轨迹又都呈现为文化的积淀，其根本内容是人们对自身价值追求的热情和成效所反映出来的人的觉醒与人权进步状况，这应是审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一个焦点。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的礼仪文化

魏晋至隋唐近7个世纪间37个王朝政权(十六国时期计入汉国、西燕、代国、冉魏、翟魏共21个政权，加三国两晋和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和隋唐。）中，徙居内地的少数族建的便有22个之多，(匈奴族建的汉国、前赵、大夏、北凉，羯族建的后赵，鲜卑族建的前燕、代、后燕、南燕、西燕、西秦、南凉、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巴氐建的成汉，氐族建的前秦、后凉，羌族建的后秦，丁零建的翟魏。）还有如鲜卑化很深的汉人高氏建的北齐，和至少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的杨氏李氏建的隋唐，所以在当时的北中国深受胡风浸染。然而其时文化汉化胡化互动的主流，还是向以儒学为本体的传统文化复归和再造。从礼仪文化下述五个特征可以鲜明地体现这一文化走势，试分述之。

第一个特征：魏晋到隋唐历代礼仪制度的因循。

先是曹魏礼仪因循汉制，而后晋代礼仪又循魏制。黄初元年(220年)诏，郊祀朝会“宜如汉制”，晋初“郊祀权用魏礼”。这在《宋书》和《晋书》的《礼志》中有明确记载。

十六国与东晋、南朝与北朝对峙的分裂时代，南北无不因循制礼。

先说南方。动荡岁月，“江东草创，因循而已。”(《梁书·徐勉传》)但同时，随着西晋末以后大批士人南渡，“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余，皆归江左。”(《隋书·牛弘传》)东晋南朝重礼仪制度有了条件。宋明帝驸马王俭，在齐武帝时领国子祭酒，大兴儒教，他将《礼论》三百卷抄为八帙[zhi]，“朝仪旧典，晋末以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成为“当朝理事断决”的依据(《南史·王昙首传附王俭传》)。王俭本人虽未能完成五礼的撰集，但他“雅相推重”的何佟之，在他工作的基础上于梁武帝时纂成《五礼》，条目八千，卷帙浩繁。陈朝犹“多准梁旧”。(《隋书·礼志一》)

再说北方。最早建立少数族政权的匈奴人刘渊及其子刘聪已建太庙立神主，按汉族礼仪祭祖。刘渊族子刘曜，更“缮宇庙、社稷、南北郊”(《晋书·刘曜载记》)，全面复兴礼仪。

五胡所立各国中，石勒的后赵最重礼仪。他在称王称帝之后，颇懂执政者的行为要有别于匹夫，方能“崇信于天下”，于是改变起兵初期肆意烧杀抢掠的“胡蝗”作风，留心文史，在胡汉分治下，依靠汉族士大夫，大兴礼治文化，“建社稷，立宗庙”，“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他临终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寮，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晋书·石勒载记下》)与《晋书·礼志中》所载魏武帝曹操的临终遗令颇为相像。石勒侄子石虎在位时还亲耕藉田，其妻杜氏祠先蚕，按传统仪式提倡农桑。鲜卑人慕容皝是前燕的奠基人，他在位时“渐慕诸夏之风”，吸引“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他大兴儒学，“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晋书·慕容皝载记》)。

北朝诸帝，最醉心于汉族礼仪文化的自是魏孝文帝。即位早年，他就很内行地讲“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定婚丧条格诏》)。“夫婚姻者，人道之始。”(《贵族不婚卑姓诏》)后又强调“乡饮礼废则长幼之叙乱”(《魏书·高祖纪下》)。他先后发诏议定祫禘[xia di]明堂、太庙、圜丘和皇太子冠等重要礼仪，亲制祭恒岳文祭嵩山文、祭岱岳文。“高祖稽古，率由旧则”(《魏书·礼志一》)，他全面重建传统礼仪的热诚，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位汉族君主。当时“朝仪国典，咸自肃出”(《北史·王肃传》)，王肃初仕南齐，其父被杀后于太和十七年(439年)奔魏，传去南朝礼仪，是沟通南北礼仪的关键人物。(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鲜卑化很深的北齐诸帝时，搜聚礼仪，校写不缀，集大成为北齐《仪注》，后来隋代定五礼依为准的。陈寅恪先生称：“洛阳文物人才虽经契胡之残毁，其遗烬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复炽盛于邺都。“(同上，第43页。)

唐代，“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唐会要》卷37《五礼篇目》)贞观、显庆时陆续修礼，玄宗时纂成《大唐开元礼》，按传统五礼详分一百五十二仪，规模空前，对后世的礼仪影响巨大。但礼仪制度的建设到了这一步，繁琐之至，达到形式主义的极端，《新唐书·礼乐志一》亦称：“用之郊庙朝廷，自搢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断言“礼乐为虚名。”徒显其糜费财物，愚弄臣民，也把皇帝当作玩偶的负面影响。

第二个特征：各政权按相生序择定五德和五行色。

《易·通卦验》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地三气三色”，战国邹衍“论著终始五德之运“(《汉书·郊祀志》)，形成以土、金、水、木、火五德运转及与之相配的黄、白、玄(黑)、青、赤五行色为帝王嬗[shan]代之应的理论，秦汉以下历朝均定服色配德表示国运，解释朝代兴替。这种循环论虽充满神秘主义，但是各新建王朝都当成大事认真对待，无不推五运为自己在中国大地上和中国历史上的合法排序定位。

秦为水德，服色尚黑。汉几经改动，定为火德，尚赤，这是“弃秦之暴，越恶承善”，不继秦相克为土德，而按相生序“承周火为德”(《魏书·礼志一》)。曹魏土德，尚黄。晋初以“受禅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虞遵唐故事”。(《晋书·武帝纪》)后改为金德。南方的刘宋和北方的汉国、前赵均以承晋为水德，尚玄。往下，南齐木德，尚青，梁火德，尚赤。陈霸先建陈，诏书玺书一再声称“五德更运”、“五胜相推”(《陈书·高祖纪下》)，承梁应为土德。

北方，前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苻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北魏在平城时代，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服尚黄”(《魏书·礼志一》)。入主中原后，孝文帝命议定五德，北魏当承苻秦为土德，还是承晋为水德，高闾和李彪、崔光等发生争议，最后诏准群臣所议，以“赵秦二燕，虽地据中华，德祚微浅，并获推叙，於理未惬……宜承晋为水德“(同上)。北周以木德承魏水德，服色尚黑。隋禅周，以五德相生为火德，尚赤。隋末突厥旗色白，李渊自太原起兵时，旗色尚赤尚白争论激烈，最后决定用绛白旗表示两从之。(参陈寅恪先生《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载《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00—102页。)李唐开国后，推五运为土德，色尚黄。

五行相生相克，可分为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的相生序列，和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的相克序列。邹衍似不仅用相生的五行序列解说盛行禅让的五帝时期：太昊伏羲氏木德，炎帝神农氏火德，黄帝轩辕氏土德，少昊金德，颛顼水德，应为木德的帝喾之后，尧舜同为土德。夏商周三代以下，禅让制破坏，改以革命方式更替，朝代按土、木、金、火、水的五行不胜序列排列。(参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载《古史辨》第五册；刘晓东《邹衍遗说研究》(未刊)。)殆因此引起汉代一朝有水德、土德、火德三次改动的混乱。重要的是在魏晋南北朝各族政权林立的分裂时代，却在五德更始方式上一致按确认的相生序列排列，进入中原的各政权彼此承认自己是上一个政权的继承者，借以显示自己的合法性。五德终始说在此时能安抚人心稳定政治，产生一点正面效应。(参拙著《中华文化通志·礼仪志》中编《礼仪的沿革》第九章《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胡汉礼仪的会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第三个特征：多个执政民族共戴炎黄为始祖。

魏晋南北朝时进入中原建立政权的多个民族，纷纷宣称自己与汉族有共同的祖先。如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部自认其先出自炎帝，周孝闵帝宇文觉开国时，在《祠圜丘诏》中称：“予本自神农“，（《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全后周文·孝闵帝》）建立前燕的鲜卑慕容部则“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晋书·慕容皝载记》)，黄帝公孙轩辕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建立代国和而后的北魏、东魏、西魏的鲜卑拓拔部(元氏)，自以为“国家继黄帝之后“(《魏书·礼志一》)，是“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嫘lei祖所生第二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魏书·帝纪序记》)。除鲜卑外，还有如后来称帝的汉王刘渊，认汉室为祖宗，明言：刘邦“是我祖宗……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而祭之“(《晋书·刘元海载记》)。其实刘渊是“匈奴人，冒顿之后……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同上)。这样以外家为祖先供奉於宗庙，按传统礼仪是很出格的，透露出愿与汉族靠拢的心态。看来，当时的匈奴、鲜卑等族，在传播一种与汉人虽异族而同根的有趣观念，在作消减隔阂以求亲合的努力。也许这正反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曾经历的这样一个过程，即有许多古代民族经过汉化进入汉族，又有许多汉人经过胡化加入了少数族，胡化汉化，进进出出，反反复复，民族之间生活习俗乃至血统都有交融，以至迄今中国存在的数逾半百个民族，不少还共有同是炎黄子孙的观念，在这基础上加强了同是中华民族的心态。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无疑是先秦以来陆续发展的这种独特的富有凝聚力的大民族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第四个特征：历朝政权尊孔行释奠礼。

重学尊孔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之一。官方祭孔始于汉高祖时。汉末王莽当政，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封其后人为褒成侯，孔子始有封爵，后人始有袭爵。魏文帝仍以孔羡为宗圣侯，奉孔子祀。南方六朝，以孔子为先圣。历代皇帝、皇太子往往亲自释奠于太学或国子监表示崇德劝学。东晋明帝太宁三年(325年)诏奉圣亭侯孔嶷四时祀孔子，为四大祭之始。北朝皇帝也多尊孔。《魏书》的《太祖纪》、《世祖纪》、《高祖纪》俱载诸帝祀孔子情况。其中孝文帝太和十三年(489年)立孔子庙于京师，为京师立孔庙之始。太和十九年(495年)在完成迁洛和汉化政策最关键的时刻，孝文帝还曾往鲁城(今山东曲阜)亲祠孔子庙，起园柏，修饰坟垅，宗子封崇圣侯，邑一百户以奉孔子之祀。显然这也是推行全面改革的一部分。北齐文宣帝重申了这封崇圣侯邑一百户的政策，北齐并定制，每月旦国子、太学、四门和郡学师生拜孔揖颜，为朔日行礼之始。周宣帝更有《追封孔子诏》，封孔子为邹国公，邑数准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全后周文·宣帝》。）

“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於先圣先师。”(《隋书·礼仪志四》)“大业以前，皆孔丘为先圣，颜回为先师。“(《新唐书·礼乐志五》)这在初唐两度引起争议，贞观和显庆又两度复升孔子为先圣。武则天时追封孔子为隆道公。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唐玄宗下制，追谥孔夫子为文宣王，其后嗣为文宣公，这是孔子身后封王之始。

由上述历史可知，孔子正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之际，由各族统治者层层加封，被抬举到高踞素王荣位的荣耀顶峰。

在文化史上相应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当时许多帝王本人好学，有很高的儒学文化素养。曹操、曹丕、隋炀帝、唐太宗这些汉族帝王自不用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少数族皇帝。《晋书》的载记称刘渊“幼好学……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皆诵之”。刘聪“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刘曜“读书志於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尤好兵书“。识字有困难的石勒则“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魏书·高祖纪下》。称文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 。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史传百家，无不读涉……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已后诏册，皆帝之文也“。周明帝在《大渐诏》中自称“性好坟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四册，《全后周文·明帝》。）

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文化的认同比祖先的认同更具凝聚力。随着国内少数族自上而下普遍接受儒学，将孔子当圣人膜拜，终会引起文化心理的趋同变化，明显的后果之一是华戎夷夏观念的调整，试在下文论析。 

第五个特征：正统地位的争夺和夷夏观念的改变。

秦汉时代中国奠下大一统的传统。三国分裂，分立的魏、蜀处心积虑争说自身的正统地位。十六国以后，少数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也不甘寂寞，竞相模仿，声明自己为正统。刘渊建国，“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以改变“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大耻未雪，社稷无主“的情况为己任(《晋书·刘元海载记》)。上文五德终始一节所述刘宋与刘汉、石赵竞以自己承晋定为水德，亦可见争正统位之意。南北朝分裂的南北政权，互相诋毁为“北虏”、“岛夷”而自诩为正统。梁武帝大力整备传统礼仪，使东魏丞相高欢忧心忡忡：“江东复有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资治通鉴》卷157)稍早的态势应如陈寅恪的断言：“魏孝文以来，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高欢担心的正是这种平衡的打破，代表正统的文化优势南倾。隋文帝开国后多年，终于从南方寻得他认为的“华夏正声(《隋书·音乐志下》)，弥补了作为礼乐文明正统的缺憾才松了一口气。

最具有历史意义的是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夷夏观念的变化和进步。

夷夏之辨自先秦以来持续了一二千年。这时期开始时，许多人犹持传统的夷夏观念，孔恂[xun]、杨珧[yao]在同晋武帝议及刘渊时所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晋书·刘元海载记》)，即是一例；西晋太子洗马江统主张对境内夷虏“申谕发遣，还其本域”的《徙戎论》，又是一例。尔后人们反省血腥民族仇杀的惨痛经历，在传入未久的佛教慈悲为怀教义的催化下，包括刚刚放下屠刀的一些十六国君主在内，开始萌生消除民族隔阂的觉悟，并作出种种转变种族观念的努力。前燕奠基人、鲜卑大单于慕容皝曾规劝高瞻：“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晋书·慕容皝载记附高瞻》)魏孝文帝则说：“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魏书·高祖纪下》)这一类议论，最精彩的是隋代大儒王通见载於《中说》的言论：“董常曰：‘《元经》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国，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谓之何哉?” “他还说：“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为乎!中国之道不坠，孝文之力也。”他的编年史《元经》承认北魏的正统地位，比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按东晋南朝系年，不承认北朝正统的史观开明多了。王通甚至为与晋室争天下的苻秦辩解，驳斥所谓“苻秦逆”的论调：“晋制命者之罪也，苻秦何逆?……晋制至私之命，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三十余年，中国士民东西南北自远而至，猛之力也。“由此可知，隋唐时“胡越一家”，唐太宗对中华、夷狄能“爱之如一”，被尊为“华夷父母”，是魏孝文帝、王通等进步思想积累的历史硕果。作为十六国以来改革的时代主旋律的“变夷从夏”(《晋书·苻坚载记下》)，发展到突厥启民可汗对隋炀帝有“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的请求(《隋书·突厥传》)，入唐更有“华心论”，形夷而具华心者即被视为华人。陈寅恪先生指出，这一观念变化在北朝时已完成，他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本文循陈寅恪先生这“种族及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同上引书第1页。的思路上溯魏晋南北朝，庶可触及那数百年历史运动的底蕴内涵，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只是为此曾付出了那么漫长的痛苦和千百万生灵性命的昂贵代价，不能不令人又万分感

慨和遗憾。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人的自我意识和价值追求

时代的进步意味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空间——物质的和精神的——不断的拓展。人们不断地发现着和发展着自己。从作为人的意识的觉醒，到心灵自由、行动自由的追求，和为实现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奋斗，展开了历史的长卷。

从心态史的角度，我们当如何为魏晋隋唐时代定位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人先进的知识层，正在努力突破神学和经学的羁绊，不甘再做神坛和社稷的祭品，为找回自己做人的自主尊严，向焚坑党锢的暴力肆虐和神巫儒学的人心奴役抗争冲击，这是中国人“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的时代，“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89—90页。)表现在文学上，也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而已集》。)

无法走出东汉后期党锢惨祸阴影的士子们，忘不了陈蕃、李膺、范滂被囚死的教训，以仁为本，以天下社稷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在现实中被奚落和粉碎，动摇了对儒教的信念。珍重生命成为建安文人创作的共同主题。纵如潇洒脱凡的曹操，也不禁会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苍凉感。然而他不仅敢任用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辈，还大胆挟天子以令诸侯，只求个人的成功，全不在乎时人对他是治世能臣或是乱世奸雄的评价。在儒学正统文人史官笔下，曹操自然只能是一个白脸的角色。

顺便说到诸葛孔明，则明知不可而强为之，五出祁山，不惜拚耗掉蜀国有限的国力也要成全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臣名节。在人生追求上，他实际与曹操是殊途同归的个人英雄主义。

三国之中，倒是既无天子可挟，又无皇叔可恃的孙吴，远离了正统地位，却更知道发扬人才群体的优势，以求在与魏、蜀搏击中生存。孙策、孙权敬礼名贤，优渥俊杰，人才在孙吴备受信任尊重与爱惜，择君而从的张昭、鲁肃、周渝、黄盖辈各尽其能，共护大局。在官渡、赤壁、夷陵三大战中，曹、刘皆有败绩，而唯独孙吴参与的两战皆胜，且孙吴在三国中享国(此节参卢华语《试论孙吴人才群体的特征及效应》，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1—123页。)正因为这时三国竞争，人们发现和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中国“人的觉醒”时期，所以一部说人的历史的三国，千载以下读之，仍令人唏嘘不已。

解除了三国对峙压力，实现了统一的西晋，迅即肆无忌惮地走向全面腐败。再兴的世家大族强化门阀政治，到东晋时最为典型。在门阀制度下，士庶之际，实自天隔，一大批人才因出身门第被阻断了仕途。晋室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权力恶斗，演成贾后专权、八王之乱。不断的人事倾轧使朝中人士随时面临杀身之祸，激化的民族冲突也在身边引发，人们普遍看不清前途而怀有一种空虚幻灭的绝望。“且趋当生，奚遑死后!”一种失去建安风骨的醉生梦死和堕落情绪在弥漫。代表时代良知的士子知识人，又开始了孟子之后新的一轮对人生价值的追索。具体就是玄学家们组成一个个名士集团，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探索。

魏晋名士思索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即社会责任与自身价值统一的新的人格定位。促使他们作此思考和转变的背景，不仅是恪守儒家信条的东汉名士惨遭党锢之祸的痛苦记忆，使传统儒学失落了其政治理想和道德精神的魅力，还因为东汉经学的衰微，“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卷3《艺文志》)，“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卷88《儒林传·赞曰》)，在社会上失去了吸引力。为走出经学繁琐自敝的末路，一代代学子名士把眼光投向诸子百家学说，用道家“三玄”《周易》、《老子》和《庄子》中天理人性自然原则的“道”，补充或修正儒家名教的伦理政治，逐渐形成儒道兼宗的双重人格，作为安身立命的依归。在东汉名士、魏初名士之后，由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和江左名士依次建构了关于理想人格的“道本儒末”模式，“越名教而任自然”模式，“内圣外王”模式，“三教互补”模式。(马良怀：《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下篇《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生活在东汉末和魏初的曹氏父子，魏初名士，以慷慨悲凉的情怀，表现他们摒弃名教精神失落的痛苦。打着赤壁大战又吟着《蒿里行》的曹操，内心矛盾彷徨，只能用“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来排遣。郁郁不得志的曹植，除了作同根相煎的悲鸣，还屡作《九愁赋》、《悲命赋》，在《释愁文》中借“玄虚先生”之口指点迷津，明言病愁之发生，是因“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治疗用“无为之药”、“澹泊之汤”、“玄虚之针”、“淳朴之方”，与王乔、黄公、庄生、老聃为伍，于是“众愁忽然不辞而去”。（《艺文类聚》卷35，并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三国文·陈王植》）东汉末以来滥觞的名士对道家自然主义的朦胧追求渐趋明朗。初步完成魏晋士大夫理想人格构建的是曹魏中期的正始名士。作《老子注》的王弼持“名教“出于“自然”说，调合儒道二家形成玄学。他崇尚无为自然，奉自然为“无称之言，穷极之辞”(《老子·二十五章注》)，又说“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老子·三十二章注》。)主张放纵感情遂其本性，但绝不放弃统治秩序，被视为是人生态度上的道家倾向和政治态度上的儒家倾向相结合的“道本儒末”说。当时声誉很高的夏侯玄是正始玄风中实践这种儒道兼宗理想人格模式的典范，他一面宣扬“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引自何晏《无名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三国文·何晏》)，一面又主张用人以孝行、仁恕，须“义断行于乡党”。(《三国志》卷9《魏书·夏侯尚传附夏侯玄传》）司马懿父子兵变夺权，何晏、夏侯玄均遭屠杀，天下名士减半，正始名士的人格追求被残酷的现实粉碎，取而代之的是竹林名士。

竹林名士改持“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集·释私论》)说，“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集·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被世人尊为英雄，他“托好庄老，贱物贵身，志在宗朴，养素全真”(《晋书》卷49《嵇康传》。)，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之游，被称作“竹林七贤”(《晋书》卷49《嵇康传》)。他们散发裸裎[cheng]，肆意酣畅。刘伶“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褌[kun]，诸君何为入我褌中?”(《大人先生传》)说别人进他屋是跑进他裤裆里。阮籍更在其《大人先生传》中，以“群虱处于褌中“来比喻“君子之处域内”的境况，“自以为远祸近福”，而一旦遇灾，“群虱死于褌中而不能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二册，《全三国文·阮籍》；又见《晋书》卷49《阮籍传》。）是对名教束缚人性残害生命的警告，与《法华经·譬喻品》的三界火宅故事异曲同工。

名士逸入竹林，是逃避现实的象征。当时司马氏当权，一方面对名士屠戮有加，嵇康亦被刑于东市，一面又标榜以孝治天下，原因如鲁迅所揭示：“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是要孝治天下。”(《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91页)足见其虚伪。愤世嫉俗的竹林名士，一反文人儒雅风度，放浪不羁，借以排遣烦闷。竹林七贤袒胸赤足的形象被图画后供奉于阳间阴世，(如南京西善桥南朝初年墓竹林七贤砖画)显然他们的行为已不是个人的疯癫，正感召着一代代名士群体进行不合作的抗争。其中阮籍对现实的批判已直指君权和礼法：“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汝君子之礼法，诚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耳!而乃目以为美行不易之道，不亦过乎?”(《大人先生传》)阮籍明言：“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惟兹若然，故能长久”（同上），为鲍敬言《无君论》的先声。

逃避现实而追求精神超越的人生模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竹林七贤发生分化，向秀在嵇康被诛后出山应岁举，忍受司马昭的辱问：“闻君有箕山之志，何能自屈?”(《世说新语·言语》注引《向秀别传》)回到官场。和山涛、王戎一样，抛弃“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实践，又主张“以儒道为一”(参见谢灵运《辨宗论》)，协调名教与自然，为社会建功立业与个人精神超越的矛盾，为郭象进一步完善为“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参《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第三章《内圣外王的理论模式》，同前引书，第121页。)

郭象为西晋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他用名教即自然说来铺叙他的“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序》，载《二十二子·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见同书第84页)，认为维护皇帝专制制度和尊卑有序的伦理关系的名教，是自然最好的表现，盛赞“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内篇《消遥游》注，同上引书，第14页。)，“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庄子》内篇《大宗师注》，同上引书，第30页。)的“圣人”，“将强调个体精神追求的道家学说(内圣)与强调社会规范秩序的儒家学说(外王)不分彼此地糅和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同前引《崩溃与重建中的困惑——魏晋风度研究》第125页)，设计了既能涉足龌龊的政治，又能纵情享受人生，使门阀贵族倾心的生活方式。从中可以看到，魏晋士人的人格追求，终究还是屈从现实政治的压力，作了扭曲和修正。后来成为中国历代士大夫积极入世的为人处世的原则和人格特征，影响直至明清。

魏晋士人的“觉醒”，转了一圈又回到老庄那里找灵感，从他们的思想库里取来“内圣外王之道“，用“以儒道为一”之方重申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人生诉求。最后由葛洪、张湛更进一步的“三教互补”论收尾。汉代经学之后，魏晋的清谈名士创造的辉煌一时的玄学就此止足，而后直到宋代才有理学问世。其间出现大段空白。相比之下，南北朝、隋唐士人的理性思维显得十分苍白，比较重要的只是佛学流行引起三教互补到合流理论模式的再探索，结果援佛入儒成为共识，三武灭佛再三的对佛教毁灭性打击也不能阻断这一文化进程。当然主流思潮是儒学的全面复归和振兴，为尔后理学的创立准备条件。

隋唐虽然除了佛学的传扬外提不出一个什么学来与玄学、理学并列，但尽管资料零星，还是有一些探索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问题的可贵积累。

隋代王通，向隋文帝上太平之策，不用，遂还河东论学任教，创立河汾学派。他被尊为大儒，但认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中说·问易篇》，见《二十二子·文中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18页。)，被认为是“第一个明确站在儒学的立场上提出了‘三教可一‘的思想”(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虽然王通以全面振兴儒学为己任，因此被批评为复古保守派，但如上文引述，他承认苻秦、元魏等少数族治权，表现出政治上的开明；“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中说·天地篇》，同前引书第1312页)，更将他要使“生民有庇”的 政治理念具体化到对每一个生命的重视。显然，在王通那里，对人的生存权的尊重，已是他政治思维的一个出发点。

隋唐之际，以开设进士科为标志科举制的确立，扩大了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从政权，包括以前被九品中正门阀制度排斥的寒士在内，广大士子可以通过比较公平的考试竞争加入仕途，唤起了一代读书人仕进的热情。“致君尧舜”成为魏徵、杜甫辈最高的人生追求。表面平等的竞争带来仕途的一片光明，使李白产生了“天生我才必有用”的自信。然而唐太宗诱使士子“入吾彀中”的初衷，道出隋唐统治者行科举的目的在于加强对士人思想行为的控驭，于是很自然的用刊定《五经正义》，恢复章句训诂之学的儒学传统经学来规范科举考试，扼杀思想的活泼和创造力。自信的李白失望了，“长安不见使人愁”，再生了一付魏初名士的愁肠。“潦倒新停浊酒杯”的杜甫，更无法以杜康解忧。杜甫终于在盛世末年幼子饿死和安史之乱中长安国破的双重痛苦中醒悟，实现人生意识的飞跃，“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壮士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奉献给人们伟大的人道精神与和平理想。

唐后期，士子“多以从诸藩府辟署为重”(《容斋续笔》卷1《唐藩镇幕府》)，对中央朝廷失望的许多士人离开京城，涌向外地，去物质待遇较丰的藩镇任职(参张国刚《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6—189页），这成为一时风气的个人行为，表示人们摆脱了对一个没有希望的中央王朝的愚忠观念，到地方上去追求自己的发展。当然其中更多的人关心的是如何存活下去，而不是如何为实现有价值的人生而斗争。

真正有思想理论意义上建树的，是写出《原道》、《原性》、《原人》的韩愈和写出《复性书》的李翱，他们在整个唐代真如凤毛麟角。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原道》，《全唐文》卷558《韩愈》)韩愈比较容易地从孔子的泛爱讲到博爱，但是随佛教传入的平等、自由观念，却很难纳入他依孟子之学建立的儒学道统。于是他把“与生俱生”的“性”解释为伦理道德的仁义礼智信，规范束缚起来，否定其自然的天性。李翱修正韩愈《原性》中提出的这性三品说，主张“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复性书》，《全唐文》卷637《李翱》)，复“道德之性”的代价，是克服“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为此要诚意、正心、修身，目的只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韩愈、李翱反对佛教，实际上对佛理有所吸取，是以儒学为主干，合流三教，作为一种权威思想来统治人们的心性，这些想法深深烙上了官方需要的印记。

在隋唐科举制的引导干涉下，儒学向章句之学的经学回归。纵有繁荣的诗词歌赋点缀，知识界对中国人的进一步觉醒和进步，没有提供相应有价值的东西，显示那个时代理性思维的贫乏。韩愈、李翱的努力，只是为在宋代完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作了铺垫。

在旧的门阀时代遗痕被涂抹干净的唐宋变革中，中国历史步入中古后期，那是一个职业科举官僚政治时代。与前期的重大区别，是再没有一个世袭的可以依据姓族门第维持自己优越社会地位，甚至与皇帝抗礼分权的门阀存在。在租佃制小农自给自足经济的平均劳动生产率长期滞止不前的基础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传统体制在明清时日益强化，而皇帝独裁权力更加强大。以前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为王者师的卿相，先失去座位，再由站立变为跪伏，口称奴才。整个中华民族失去了汉唐的魄力精神，自15世纪初由世界先进地位上滑落下来，直至结束了中古时期进入近代以后都无有转寰。终于有“五四”运动力挽颓势，旗帜鲜明的民主与科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的追求，标志中国历史进入向现代文明迈进过渡的伟大历程。

［附记］

本文第一部分《秦汉隋唐间的历史大势》，据业师汪篯教授于1961—1963年在北京大学授课的内容为基础写成，曾提供给1996年在武汉大学举行的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为对先生不幸逝世30周年的悼念。续补后两部分，礼仪与人格追求，内容俱是初习；冒昧借重多位学界朋友的精彩论述，只是希望从文化史、 心态史方面能对隋唐时代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谨求正于‘97唐研究国际学术会议的各位与会专家。

1997年7月10日求正稿，2002年9月11日转录，目录中[  ]内为本稿页码和讲课时的补充 。

文章原刊：《胡戟文存·隋唐历史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41页。感谢曹印双老师提供信息。